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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復蘇萌芽”正在發芽,或者說,有人告訴我們“復蘇萌芽”正在發芽。但在得出經濟衰退就要結束的結論之前,我們必須問一下歷史告訴了我們什么。歷史是我們解讀當前困境的指南之一。幸運的是,我們確實擁有相關數據,不幸的是,它們敘述的故事并不令人愉快。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凱文•歐羅克(Kevin O'Rourke)兩位經濟歷史學家提供的圖表勝過雄辯*。在他們的文章中,埃森格林和歐羅克認為當前全球經濟衰退開始于2008年4月,“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開始于1929年6月。那么在我們陷入衰退一年多后,他們得出了什么結論?壞消息是此次衰退完全符合大蕭條初期階段的特征。好消息是仍有可能避免出現最糟糕的情況。
首先,全球工業產值下降的軌跡與大蕭條期間驚人地接近。在歐洲,法國和意大利工業產值下降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相應階段更為嚴重,而英國和德國則與大蕭條期間基本相同。美國和加拿大產出下降也接近上世紀30年代。但日本的產出下降比上世紀30年代嚴重得多,盡管最近出現了復蘇。
其次,全球貿易萎縮的幅度也較大蕭條的第一年嚴重得多。實際上,在當前衰退的第一年,全球貿易下滑的幅度就相當于大蕭條的頭兩年。這并非因為保護主義,而是由于制造業需求崩潰。
第三,盡管最近出現反彈,但全球股市的跌幅仍遠遠高于大蕭條相應階段的跌幅。
兩位作者尖銳地總結道:“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們正沿著大蕭條的軌道發展,甚至更為嚴重……這是一次蕭條級的事件。”
不過,“大蕭條”的得名,源自全球經濟連續三年無情下滑。這一次,世界正運用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兩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從那次事件得出的教訓予以應對。政策回應似乎表明,災難將不會再次發生。
埃森格林
所有這些都與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Harvard)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已成為經典的論文吻合**。金融危機引發了深度經濟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應該尤其嚴重。此外,“政府債務的實際價值傾向于出現爆炸式增長,在二戰后的重大事件期間平均增長86%”。主要原因不是對銀行進行“紓困”,而是經濟衰退。衰退到來后,失控的私營部門放貸變成了公共支出和債務大山。實力雄厚的政府不會接受大幅衰退這一選擇。
問題在于,當今空前的財政刺激方案,是否會抵消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和其它地區私營部門債務空前積累的影響。如果能夠抵消,我們就會很快看到全球經濟脫離大蕭條的軌道,如果不能,我們就看不到這種情況。大家的心愿很明顯。但我們應該預期什么?
我們看到一場競賽,一邊是私營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和全球調整需求平衡,另一邊是刺激方案的可持續性。
只有在過度負債的家庭、過多借貸的企業以及資本金不足的金融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以后,或者高儲蓄率國家增加消費或投資后,私營部門的強勁需求才能恢復。所有這些都不太可能很快發生。的確,考慮到過去10年里累積的異乎尋常的債務水平,這一過程更有可能會持續多年。例如,在過去的兩個季度里,美國家庭僅償還了3.1%的債務。去杠桿化是一個費時的過程。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已成為唯一重要的借款者。同樣,中國政府能夠迅速擴大投資。但通過政策來提高消費水平的難度就比較大了。
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全球經濟需要激進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時間,遠超許多人的預期。這將使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感到不安。
兩種對立的風險由此出現。一種是很快撤銷經濟刺激,就象上世紀30年代和日本在90年代末的做法一樣。這將使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因為私營部門仍不能或者不愿支出。另一種風險是太遲撤銷經濟